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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曾有为
来源 | 品牌观察官（ID：pinpaigcguan）
引言:被“神化”的背后，藏着自我的辛酸与许多女性的困境。
她在成为世界500强最年轻的合伙人时，在网络的另一角却频频被问“女性真的可以承担起这些事情吗”？
她用实力撕碎偏见，受全球首富比尔·盖茨邀请，成为了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位执掌的女性的时候，总有人在台下交头接耳说她凭什么。
就算她登上福布斯封面，却依然要解释“为何不穿裙子更显专业”…..
这个时代一边将优秀女性捧上神坛，一边把性别歧视织成密不透风的网——我们赞颂星辰，却从不追问，为何每颗星辰都必须撞破天幕才能闪耀？
李一诺像是血路里杀出来的英雄，她的童年像是阴雨绵绵的厚重棉被，时时刻刻透着她的皮肤刺激着年幼的躯体和精神。无数个父亲酗酒家暴的日子里，母亲是李一诺心里如同雨伞一般的庇护神。
母亲李莲娜的故事远比“励志母亲”更复杂，在丈夫酗酒暴力的阴影下，她永远保持着情绪稳定，不仅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年幼的女儿。
天下少有在苦难里仍旧能天性乐观的母亲，这位母亲只是在用情绪稳定对抗家庭暴力对女儿心理的摧毁。
李一诺的母亲是不常见的知青一代“铁姑娘”，更不常见的是李莲娜一步步脚踏实地从小小的工厂车间工人爬到了工程师，在那场人人自危的大火里，这位女性坚毅地转身直面火光冲天.....
作为母亲，李莲娜以身作则地将“责任比什么都重要”刻在了那年大火与幼年李一诺的骨头里。
天有不测风云，在那个时代，女性好像就是丈夫的附属品与不屑一顾的“家人”，于是在压迫中，李莲娜不忍将女儿继续留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举之下，她带着年仅12岁的李一诺离开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母亲向化工厂提出辞职，螺旋般在卖服装、搞批发等一切能维持生计的路途上奔波劳累。
当然李一诺也从没辜负母亲的辛劳。
不负众望的李一诺被保送进了清华大学的生物学系，初来乍到的她，面对身边优异云集的同学，心中的不安与自卑让她几度想畏缩。
她是个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的人配资炒股真专业，她也更相信母亲言传身教的“责任”，她不仅要对母亲的付出所负责，更要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所负责.....
大学时光，李一诺因为自卑与畏缩付出了比别人多十几倍的努力，让自己在目标中狂奔直至在实验室两眼一黑地晕倒，当初以李莲娜要求女儿“责任比什么都重要”，既传递了坚韧也成就了李一诺，但同时是不是也埋下了自我剥削的隐患呢？
这种“过度责任感”让导师曾评价李一诺：“她不是天才，而是个敢把命押给目标的疯子。”
努力当之无愧地换取了她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的结果。
可是李一诺并不愿意一条路走到黑，27岁的她拿到UCLA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放弃留校教书的“金饭碗”转头踏进了全球有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
本就优秀无比的李一诺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也有迹可循，她“拼命三娘”特质，恰是母亲创伤的映射——去用无止境的优秀换来“不完美家庭的孩子也能成功”的结论，其实本质依旧是向父权社会递交投名状。
所以她不甘心停留在三尺讲台。
又或者说，那个讲台还修补不了她童年的创伤，也还不能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负责任”的标准。
从清华生物学博士到麦肯锡合伙人，李一诺的跨行被包装成励志神话，却掩盖了知识女性转型的残酷现实：因为从一开始面试官就给了李一诺一个炸弹：“生物学背景？你知道咨询是什么吗？”
可是李一诺反问：“您知道如何用分子模型解释商业决策吗？”
当男性理工博士转行金融被赞“跨界精英”，女性则需自证“不是书呆子”。李一诺的垮行之路每一步都举步维艰。
从报表看不明白到解决了公司棘手的项目将所有人的质疑声压下来，她拼尽全力的样子和当初求学的模样并无二异，也跟当初义无反顾走向火场的母亲如出一辙......
以至于一位以挑剔著称的德国高管握着她的手说：“一诺，我想告诉你，你的工作非常出色。”
直到2008年，李一诺成为了麦肯锡北京办公室最年轻的全球合伙人，年薪突破百万美元。
可是就算如此，《哈佛商业评论》研究就有提到过，女性需比男性多付出2.3倍努力才能获得同等职场认可，李一诺的“200%努力论”恰是这种困境的注脚。
这些“拼命”故事被合理化，实则是压迫的转嫁——当职场性别歧视无解，社会便要求女性以超常付出来“破局”。
霍姆斯曾被誉为“硅谷神话”，却在公司造假丑闻曝光后，成为千夫所指的“女骗子”。但鲜少有人讨论的是，在Theranos崛起过程中，她遭遇的性别歧视远比男性创始人更残酷.....
有男性投资人常公开质疑她“一个文科生凭什么领导生物科技公司”，却从未用同样标准拷问过物理专业辍学的马斯克或学习心理学的扎克伯格 。
当男性创业者被宽容为“理想主义”，她的强势却被贴上“冷血”“控制狂”标签？
为什么在高盛女性晋升MD（董事总经理）需比男性多工作2.3年？为什么同职级女性薪酬比男性低21%？
有许多成功女性被神化为“例外”，要么被妖魔化为“僭越者”，但为何不能简简单单地承认她们是“正常的领袖”。
就拿国内最常见的酒桌文化来说，在男性主导的应酬文化中，女性既可能因“不喝酒”“不陪酒”而被视作不给面子或者是失去业务机会，反之又有可能因为“太能喝”而被男性被污名化，当成酒桌上的调侃.....
而那个在职场已经披荆斩棘解决掉职场各种问题的李一诺，却在那个时候迎来了人生的身份转变：她结婚怀孕了。
四年间，她生下三个孩子并创下“奇迹”：白天处理百万级项目，深夜哄娃喂奶，周末还要参加家长会。
媒体将李一诺“带三娃登顶事业”塑造成女性神话，却选择性忽略了背后隐藏的暴力：企业追捧“完美职场母亲”，难道本质不是将育儿压力转嫁给女性个体吗？
李一诺深夜喂奶时处理的“百万级项目”，又何尝不是资本对母职的压榨。
为什么优秀女性结婚生小孩以后就被“神化”？反观社会对“事业家庭双丰收”女性的追捧，本质是一种“新型鸡汤”或者新型母职枷锁——要求女性既当“印钞机”又做“超级妈妈”，却从不质问为何父亲可以“自然”缺席.....
我们应该歌颂“带着吸奶器谈合同的妈妈”，可背后的真相难道就要被歌颂伟大母亲而掩盖了吗？
当企业用“平衡事业家庭”要求女性，却不同步建立育儿支持体系，本质就是将制度缺陷转化为个人缺陷。
真正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允许女性“不完美”开始。
李一诺的人生不应被简化为“独立女性神话”，而应成为反思性别结构的棱镜：当社会用“男女平等”的鸡汤掩盖结构性不公，真正的进步是允许女性说“我做不到”，而非制造更多“完美女性标本”。
我们应该为成功的女性欢呼，却也要承认那些未被书写的深夜崩溃、妥协时刻，或许才是千万职业女性同时存在的真实。
要求女性“更优秀才能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优秀从来就不该是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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